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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令下教育培訓機構的焦慮與生機

不變通,下場一定是死
2019年01月29日 12:57:00 來源:溫州網 查看評論 手機看新聞 字體:
核心提示:

  “一天到晚就為辦學許可證奔波勞累。”

  自2018年2月減負政策下發,一場聲勢浩大的整頓正式吹響沖鋒的號角。政策的威壓尤勝千軍萬馬,令人膽寒。

  在這場名為“減負”與“合規”的大清洗中,除了辦學證,教師資格證也一時“風頭無兩”。政策一出,2018下半年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員增至447萬,為上半年的2.2倍,比去年同期增長119萬。

  再加上資本寒冬的大背景,因整頓投入大量的資金與時間成本,反觀到機構本身,其業績呈疲態增長或減縮。新東方2019財年Q2業績顯示,新東方2019財年Q2凈收入逾5.97億美元,同比增長27.8%;歸屬于新東方的凈虧損約為2600萬美元,去年同期凈利潤約為400萬美元。

  整頓里的日子總是格外艱難,當大環境風起云涌時,流變中的人唯有奮起掙扎方能抓住一線生機。

  而鯨媒體透過采訪看到的“眾生相”中,有的積極應對,窮則思變,上下求索;有的面對整改結果,心生憤懣,失意轉行;有的洞若觀火,及時止損,跳上另一輛車;有的雖未沾身,但卻“觸類旁通”,提前進入戰場。無聲的廝殺卻也折射出幾番刀光劍影,教培機構從業者在朝陽與落日間活出百態人生。

  上周,鯨媒體發布了培訓機構整頓系列封面報道上篇,《教培機構的拐點:從百家爭鳴步入黑白時代》,描繪了線上、線下不同教育機構的整頓畫像,這一次我們從學科應試和素質教育角度出發,捕捉整頓中的“他們”。

  目錄:

  清理:政策落地,禍福旦夕間

  陣痛:不變通,下場一定是死

  掙扎:走出至暗時刻

  選擇:已盡人事,聽天由命

  生機:黑暗中的光與機會

  1.清理政策一朝下,禍福旦夕間。無論是整頓旋渦的北京還是偏遠三線城市株洲,都無一幸免。

  “我們機構有40多家校區都遭到了執法部門的檢查。”張越所在的機構,發軔于北京,成立于2003年,從事K12全科輔導,主要經營個性化輔導1對1和5-8人的精品小班課業務。

  由于采用社區精品店的運營模式,面積在200平米,按政策規定的標準,機構面積要達到300平米以上,若不符合要求,則需更換新址或者重新裝修。“附加重新裝修以及二消改造的工作,費用投入要比以前高出三到四倍。”

  不得已,這家機構采取的策略是:短距離范圍內的小店合并為大店,轉為社區旗艦店。“40多家校區全面轉型后,可能會合并成20多家。”

  考慮到個別校區的特殊情況,對于所處競爭壓力較大、經營狀況不是特別理想的校區,他們選擇了撤店。

  其實,在最初四部委減負整頓令下發之時,張越他們并沒想到會如此“大動干戈”,多是懷著僥幸心理,但緊接著從3月開始,他們“三天兩頭被教委拉去開會談話”,這時她才發覺“是要動真格的了”。

  9月份后整頓形勢越來越嚴峻,雖是初秋,她卻覺得凜冬已至。“每天都面臨著各種檢查,甚至有時候教委會牽頭聯合工商、消防、安監等七八個部門一起突擊檢查,員工人心惶惶,不知道什么時候就做不下去了。”

  同樣發愁的還有遠在湖南株洲的馬思特,盡管株洲為三線城市,不如北京那樣首當其沖,但仍舊免不了被沖擊。

  “全日制學校老師與培訓機構的聯系被斬斷,市場份額垂直下降,學生人數同期下降50%。”劉艷告訴鯨媒體。她2月22日被任命為馬思特株州城市分校校長時,算得上“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

  從成立時間來看,馬思特算得上教培行業的老將了。這家有著24年歷史的機構,常年盤踞在長沙,專注K12階段的線下輔導,除了1對1,還有25人以下的班課。

  盡管互聯網在普及,馬思特仍堅持了線下這條路子,并且走得還不錯。除了長沙總部,馬思特還陸續在全國各地建了近60所分校,尤其在三四線城市,馬思特的市場占有率并不低,在湖南本土知名度很高。以株洲分校為例,巔峰時期,它的年營收接近5000萬。

  然而,沒有被互聯網裹挾的株洲城市分校,卻在整頓來臨時慌了手腳。

  政策對株洲分校打擊最大的是教師這一部分。“在大部分家長心里,學校的老師就是王牌老師。”劉艷告訴鯨媒體,這種情況在三線城市體現得更為徹底,株洲自然不例外,“我們學校的老師有三分之二是學校老師來兼職的”。

  政策不允許學校老師在機構兼職,一下子就抽走了株洲分校大多數上得了戰場的人,更為恐怖的是,株洲分校多年賴以為生的渠道運營模式也開始行不通了。

  所謂渠道運營模式,通俗地講,就是靠公立校的老師拉學生,這種模式在三四線城市的教培機構很常見。

  “老師沒了,渠道沒了,更慘的是,這時候想要做市場運營卻缺少這方面的儲備人才!”從劉艷的語氣里,不難想象當時的困境和壓力。

  教學主力老師丟了三分之二、市場運營人員不足、傳統渠道模式下學生滿意度連年下降……整頓政策就像一個放大鏡,把分校身上,有意或無意隱藏的問題一下子放大,從不疼不癢的小虱子變成了致命的毒蜘蛛,株洲6所分校幾度癱瘓。

  “當時的感覺就像是一個大浪拍過來,毫無招架之力。”劉艷用“望天收”來形容當時株洲城市分校的狀況,不得已,她從長沙總部調來了一部分老師支援株洲的教學。

  株洲這邊審查很嚴格。“四部委的人一起查,有巡查,也搞突襲,那段時間,你出門往大街上一望,經常能看到一排排的機構一夜間被貼上封條。”

  一組數據顯示,2018上半年各省均已出臺了專項治理實施方案,截至2018年8月20日,全國已摸排培訓機構38.2萬家,其中發現問題25.9萬家,按照邊摸排邊治理的原則已經整改4.5萬家,以此計算,整改率達到17.37%。

  截至2018年12月30日,全國共摸排校外培訓機構40.11萬所,存在問題機構27.28萬所,現已完成整改26.99萬所,完成整改率98.93%。短短半年時間,整改率提高了80%多。

  如果說張越所在的機構和劉艷所在的馬思特是整頓風暴的親歷者,那么張路及他創辦的開展STEAM教育為主的少年創學院顯然不在此列。

  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張路認為,減負令以及隨之而來的監管部門的一系列動作,對學科培訓的影響并不像預期那樣嚴重。“整頓集中針對的都是學科類培訓,因為這個市場過于飽和。而素質教育是近幾年才興起的賽道,尚處弱小的它始終要面對的是如何與剛需的學科培訓搶時間。”

  四年前,張路也沒想到,他一手帶起來的不起眼的青少年創客教育機構,未來某一天,卻成了丹書鐵券的得主。

  2.陣痛:不變通,下場一定是死為了挽回學生,劉艷帶領手下的人“血戰”。“一天當中,我們有15個小時都在公司,方案一出來,就馬上執行,有不對的,就立馬改。到了后來,很多人干脆直接睡在了公司。”

  劉艷在2010年加入教培行業,她做一對一咨詢業務出身,之后做到部門經理,再到校區運營。處變不驚的大將風范在這時候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不是用一個‘難受’就能形容那段時間的,沒有經歷過的不會明白那種感受。我非常清楚所面臨的困難是什么,我們目標特別堅定,就是要把老師的招聘跟培訓做好,把招生做好。要扭轉困境,就必須在一個月內組建好80人以上的全職教師隊伍,在三個月以內,招到3000人以上的學生基數,做不好這些,我們的市場份額會短時間內急劇萎縮,然后結局一定是‘關門大吉’。”

  2月下旬,政策下發,3月份,劉艷就開始了招聘工作。然而,老師的招聘不是那么容易的。當時的株洲城市分校人事部就只有一個人事專員,雪上加霜的是趕上春招了。大部分應屆畢業生已經找到了工作。“‘金九銀十’是招聘行業常說的一句話,所以可以想象當時的招聘有多難。”

  此外,公校老師被撤走不單是馬思特一家所面臨的問題,對全職老師的需求是大勢所趨。“我們當時一個月要招到80個以上的老師,經過淘汰考核,留下40個。”

  劉艷和團隊當時就開著車來回在湖南各地的高校跑,“把招聘當成招生來做”。劉艷提到,特殊時機的招聘成本也相當高,“我們開了保底工資,培訓有補貼,50塊錢一天,包吃包住。考核不過關的,我們也會把補貼給他。用這樣的方式,我們才能留下好老師。”

  劉艷用3月份一整月的時間最終定下了40個老師,接著在4月份給老師做集訓的同時,馬不停蹄地開始了招生工作。

  渠道運營模式被封后,劉艷采用了低價引流的方式。“我們先是通過微信社群做服務,然后通過低價引流、送體驗課的方式進行轉化。”

  “經過一個暑假的時間,我們全部盤活了。2018年秋季的學生同比增長在37%以上。”

  從四月份開始招生,到六月份暑假,劉艷他們就靠著大約40個運營人員,招了4069個學生。“因為要做分層測試,我們還淘汰了300個學生。最終,我們暑假引流班平均續班率為42%,這個數據在行業里面算是比較高的。”

  說起這些,從劉艷口中不難聽到一絲自豪。她在2月22號被調往株洲,身負株洲六所分校的生死,以一己之力盤活瀕臨崩潰的死局,不可謂不豪氣。

  如果說劉艷所在的馬思特是與內部做“斗爭”,張越所在的機構則是與外部做“斗爭”。

  那段時間,背靠懸崖,張越作為集團副總裁,她得荒野求生。

  教學內容、資質這些還不算什么,最難的是撤店、合并門店所牽涉到的大工程,整改、裝修等,最磨人耐心。

  而且讓張越感到頭疼的另一個問題,是政策對樓層的規定。她所在的機構主要是面向小初高的課外輔導,授課對象多在14歲以下,這就要求辦學場地必須在建在一二三層。

  “以前我們多是采取門店形式經營,但按照一二三層的標準來找新的租地,特別難。底商成本又很高。”最終他們將租房地點鎖定在了商超里的二三層以及寫字樓里面的二三層。

  找房子、把校區合并,每一個環節都是整頓的必經之路。當這兩個方面都確定下來之后,還需要進行改造裝修、等待審核。

  改造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首先需要規土局審圖(總平面圖及室外消防給水圖等),而審圖過程需要一審、二審,通過之后才能進行改造;改造完之后,還需要公安部門上門驗收。

  “這個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稍不注意就會出現很多問題。”他們所采取的策略是將裝修改造工作承包給第三方公司,不過“中間溝通成本較高”。

  張越透露,目前為止,機構只有兩三家校區的二審圖紙合格證已經審批成功,而涉及到消防層面的上門驗收還在進行中。

  中國傳統的補習班有四種模式:一種是依靠地方政府和重點學校關系,網羅名師,在本地容易招攬到學生。馬思特株洲城市分校原來依賴的渠道運營模式就屬于這一類型。第二種是社區門店發家,這類補習班的教學點選址全部靠近居民小區。另外還有依靠電話營銷獲取生源的模式,以及依靠產品和教學質量發家的模式,例如學而思。

  幾十年前,無論是在底商、還是小區里面,隨便在哪里租一個房子,保證師資供給,招攬生源,就可以辦起一個培訓班。

  不過,那時候課程體系單一、兼職老師居多、收費低、家長報班普遍盲目跟風,行業內也沒有明確的梯隊區分。而現在寡頭競爭格局明顯,大機構越趨規范,培訓收費提高的同時,家長對教學質量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整頓伴隨著陣痛,這無疑是個煎熬的過程,局勢的逐漸收緊也讓培訓機構的選擇越來越謹慎。

  3.掙扎事實上,培訓機構大整頓并不是今年就“空穴來風”,校外培訓機構并不是第一次就經歷這種至暗時刻。

  1985年,國家頒布《義務教育法》,規定教育的非營利性質,不允許民間創辦培訓機構。當時輔導班、補課班,無論校內校外,只要收費,就被視為灰色地帶。1999年,國務院頒布《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薦素質教育的決定》,禁止公立學校老師帶薪有償補課。這個政策促使中小學生課外輔導市場從學校自辦、老師自辦向民辦培訓機構轉移。

  直到2003年,國家出臺《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部分承認了民辦教育的營利性質。之后,新東方于2006年在美上市,再到后來2010年涌現出的美股上市潮,安博教育、環球雅思、好未來和學大教育紛紛在美上市。除了1993年成立的新東方,這些公司全都是在1999年-2003年間創立的。

  教培行業從業者,什么大風大浪沒有見過。又如2003年的那場非典,由于交通封閉、人員隔離,讓很多教育機構一夜間驟然關門停課;又如互聯網教育的興起,倒逼線下培訓機構轉型尋路。

  這些高飛也都經歷過,他不是個經不起折騰的人,畢竟已經在教培行業沉浮了十年之久,即使這次整頓來得又迅又猛又持久,他仍舊抱有著善意看待。

  校外培訓機構整改令下發的那天,他徹夜難眠,一心希望周邊那些不按正常流程出牌的機構可以好好地被整頓一番。所以即便是他手下的一家托管中心因沒有辦學許可證被查封關門,他也沒怎么沮喪。

  “我們本來也不想繼續經營那家托管中心了,上面還給我們發了整改的通知,索性就關了。”

  真正讓他覺得難受的,是周邊那些沒有辦理辦學許可證的機構,也沒有被查封,依然在正常運營,“這不公平”,這是高飛的真實想法。

  高飛手下管理著四家培訓學校,每個都有辦學許可證。主要從事的是文化藝術類培訓,旗下品牌包括高斯數學幫、鴻亞藝校等。除了高斯數學幫是引進高思教育之外,其他文化藝術類業務都是自己搭建團隊經營的。

  “我們的辦學成本是最高的,其他的投入也更高了,例如房子必須按標準來定,我們的房租就是別人的5倍到10倍以上。”

  為什么很多機構即使冒著風險也不愿意辦證、不愿意合規,從高飛這里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正規學校的運營其實是最辛苦、最艱難的。”高飛細數其中的艱辛,“就拿年檢來說吧,檢查消防是例行公事,不是看一兩眼就過去了,這都得花錢。比如我手下的四個學校,每年年檢最低得1萬塊錢。”

  這還都是最簡單的,如果按政策制定的標準辦證,弄消防,一系列流程弄下來可能就得有幾十萬。“等到把校區弄好,所有投資的錢都被房東和老師分了,老師對工資的要求比較高,如果按照標準程序走,就必須交社保,老師們就會覺得拿到手的工資太少了。”他說道。

  如果僅此而已,他不會覺得有什么不好,行業形勢如此,都是沒辦法的事兒。但是隨著辦學標準的提高,機構業務被迫升級,不得已之下,相應的費用水漲船高。所謂商場如戰場,尤其是行業競爭加劇的情況下。

  直到現在,高飛仍舊對被“挖墻角”的事兒耿耿于懷,倒不是感慨知人知面不知心,而是對自己的培養方法。“我辛辛苦苦地培養了兩年,把一個數學老師帶出來,剛出爐就被競爭對手挖角。”他長嘆一聲,無奈道,“這怨不得別人,是我自己的原因,是我沒把徒弟帶好。”

  還有的老師更“懂得做生意”,直接從他的機構出走,自立門戶。“他就在我們機構旁邊租了一套房子,然后把價格壓低三分之二,直接把我的學生給引過去了。”

  在老師教學水平相當的情況下,低價仍舊是很吸引家長的手段。別人租套房子就敢開門授課,但是高飛的機構卻要承擔高額的運營成本,收益越來越少。

  高飛自己也清楚,這與他所處的地方有很大的關系。盡管郫縣因為“川菜之魂”郫縣豆瓣而聞名全國,但這并沒有因此讓上頭多注意到他們一分。與北京、山東、江蘇等地井井有條的整改秩序相比,他們這里略顯小兒科。

  “我們這里地處成都邊上的一個鄉鎮,”高飛用“小地方、人口雜”來定義,在他看來,這個地方的培訓機構環境就是“亂七八糟”。

  即使政策下發頻繁,聲勢浩大,但“今年依舊還是雷聲大雨點小,整頓都只是在走形式”。誰家培訓機構便宜,生源就往哪里走。“正規與不正規沒有任何的意義。”

  與十年前一腳踏進這個行業的年輕小伙兒不同,“那時候只想著踏踏實實地干活兒,沒想過什么特別的,就是正常的發展。”如今的他一顆心已是千瘡百孔,“我有點想轉行,不想做這個行業了”。

  4.選擇在培訓機構整頓之下,有人選擇篤定接受考驗,有人選擇離開,亦或轉行。

  馬思特劉艷是鐵了心要走下去的。她與她的團隊利用一個暑假的時間,盤活了生源,使得2018年秋季的學生同比增長在37%以上。

  張越也是,不管2018下半年的整頓如何艱難,她還是將機構的整改進行到底,電話里,她沙啞著嗓子說:“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整改工作已經接近尾聲,已經向教委遞交了相關備案資料,2019年的重點工作就是在3月拿到辦學許可證等審批文件。”

  已盡人事,接下來,就聽天命了。

  不過也有人則選擇了另一條路,比如李雙。他并未像張越和劉艷那樣篤定地待在老東家,而是審時度勢,一躍龍門,從小機構跳到了大機構。

  李雙已經在教培行業做了六七年,可以說對這個行業的動靜有著最切膚的感受,他深知“正規化”是這個行業不變的主旋律。

  回憶起上一份工作,他坦言,并非沒有提醒過老東家,確切地說,他不止一次地跟所在機構的管理層提過要求:“學校要往正規化方向轉型,拒絕‘野蠻化’的辦學方式。”

  但是他提出的建議沒能跟管理層達成共識,那時候培訓機構還缺乏規范意識。

  2月份,教培機構整頓令一下發,李雙第一時間跟公司反應,讓公司開始準備相關手續。在當地的很多機構都這樣,“大家會馬上開始重新租房子,準備裝修,提早準備審批手續的流程”。

  李雙所在的機構在揚州,而當時江蘇整個地區的整頓都比較嚴格。“基本上每個星期都會有好多部門聯合上門進行排查。”李雙描述稱,“如有發現做不好的,后果就是直接停業整頓,一個城市統計下來有一千多家,有將近一半的機構是停業關閉的。”

  在整頓當頭,辦理辦學許可證是一項體力活。辦證的時間周期很長,不多跑幾趟,基本上很難辦下來。尤其是,以前只需要一個分校點持有辦學許可證,但現在,每一個分校都需要持有辦學許可證。

  這種問題,張越所在的機構也遇到過,“我們只在昌平、通州兩個區域有辦學許可證,不過其他區域都在申辦過程中,按照教委的要求遞交了資料,正在等待審批。”政策要求辦學許可證不可以異地經營,但是可以申請在同一個區域內設置一個具有營利性辦學的總校,其他教學點可以以分公司的形式存在。

  除了辦學資質,辦學場地的標準、教師與校長資質的標準也少不了。對于教師資格證,張越坦言:“我們不會以辭退的方式要求老師,對于沒有持證的老師,內部會設立激勵機制,通過給老師報銷報名費,內部增加師資培訓等方式,鼓勵老師去報考。”

  她又補充道,如果老師實在沒有通過報考,那這些老師就會轉到其他崗位,例如咨詢、教務等。

  與李雙及張越為辦學資質、教師資格證勞心勞力不同,高飛內心掙扎了很久最終還是決定要轉行。“我要轉行做雙師。”他說道,“優秀的老師會越來越來吃香,衡水中學、北大附中老師上課,學生會愿意聽。”

  他表示,如果合適,以后也會在學校里面引進雙師課堂,這是下一步計劃。“以后我不想開小機構,也不想開分校,不是因為整頓的原因,而是想要通過雙師,讓那些優秀的老師給學生上課。”

  5.生機1月24日,好未來發布財報,2019財年Q3歸屬于好未來的凈利潤從上年同期的4070萬美元增長到本季的1.238億美元,增幅為204.5%。這與其積極應對政策,做出轉型之路不無關系,也給教培行業人員吃了一劑定心丸。

  有陰影的地方一定會有光。整頓會帶來哪些新機會?

  從面上看,培訓機構學科老師須要持有教師資格證,已經帶動了一波新紅利,各大具備能力的培訓機構都紛紛推出“教師資格證”相關培訓業務課程,對接教師個人/企業的實際考培需求。

  另一方面,整頓或將給包括STEAM教育、創客教育在內的素質教育帶來利好。

  “壓縮學科競賽對我們是利好。那些專門做學科類的競賽只能停辦。而科技類的競賽,比如編程、人工智能比賽等等,反而會吃香。”張路說道。因為減負令要打擊面向中小學生的全國性競賽,要大幅壓縮學科競賽,要體現素質教育導向等。

  素質教育除了科技類培訓,還包括藝術、體能、軟實力培訓等方面。張路也坦承:“家長在給孩子進行時間分配的時候,科技類培訓,似乎略輸藝術類培訓一籌。”

  原因很簡單,鋼琴、舞蹈、體育等常規項目,既屬于興趣培養,同時還是一門謀生技能,能達到一舉兩得的效果,即使因為學科類培訓被整頓,讓素質教育暫時成為香餑餑,但科技類培訓在素質教育賽道里距離光和熱還差了一點火候。

  “所以,科技類校外培訓主要面臨的問題就是生源不足,并且教育資源和需求越強的地方越是如此,比如北京。”巧的是,張路的少年創學院就在北京。

  不過,上帝關上門的同時也打開了一扇窗。他透露:在科技這一塊,雖然科技特長生馬上取消了,但是學校還會用其他手段來挑好苗子,比如學校會舉辦開放日,老師在開放日的課堂上觀察孩子的科技和動手能力,以此挑選潛在的苗子。也有的老師會接收學生的簡歷,現在很多小學生的簡歷都做得厚厚的一本,里面放滿了各種比賽或等級的證書,這也是以后升學考試的敲門磚。

  此外,創客教育涉及到動手實踐,對學科學習有好處,比如學編程,會讓孩子對數學產生更大的興趣;學機器人,孩子會對物理(結構、材料)更有興趣,等等。

  對整頓給行業帶來的變化,張路表示,不排除那些遭到重創的學科培訓機構轉型為素質教育機構,或者是現有的學科培訓機構投資、并購甚至是內部孵化相關素質教育項目。

  拼圖資本創始合伙人王磊在接收鯨媒體采訪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學科和非學科類培訓會有融合趨勢,整體來講,現在政策對素質教育類教培機構是一個扶持的態度。”

  不過,遭到重創的學科培訓機構轉型為素質教育機構,就能逃過整頓嗎?

  “如果非學科培訓長大了,肯定需要規范。現在還是太小了。行業規范標志著成長和成熟。”張路說道。以科技教育為例,目前之所以還沒有政策嚴格要求,主要還是盤子小,而且科技老師嚴重不足。“但以后可不好說。”

  素質教育類師資大多不具備教師資格證,授課水平參差不齊。每家機構課程體系不一,因此在該行業尚未有統一的課程體系和評價標準。機構想要在行業內扎根,也需要在標準化的教研和課程體系下苦功夫。

  未來教學(北京)教育科技創始人馮軍認為:“以后非學科培訓的門檻會越來越高,尤其是入門門檻,比如師資、課程體系,政策會更加規范化這一塊原來的空白。”

  他直言,校外培訓機構整頓不過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整頓與否,外熱內冷的生存狀態依然會持續,優質的學科輔導會更加壟斷市場,偽素質教育機構一樣會風雨飄搖。”

  “因為外部資金會覺得非學科類教育是個大市場,資金找各種渠道想進來。而在里面的機構卻覺得,不虧損、能活下去就不錯了。主要痛點還是在于非學科類培訓的非剛需,設備耗材等開課成本高,師資水平參差不齊。尤其是當特長生取消、自主招生收緊之后,這些痛點加劇了。”

  不難理解,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為了求生會將目光瞄向B端市場,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懂B端市場需求?學科培訓轉型非學科培訓看似美好,但其中涉及到的公司的基因、課程、老師、行業邏輯都不同,難免不會出現“排異反應”;又或者,剛需的學科培訓機構根本就不會放下自己的主戰場,轉型為非學科培訓,只不過“掛羊頭賣狗肉”而已?

  不過學科類的素質教育內容以后會漸成趨勢,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會達到互相交融的狀態,進而迸發出一些新興的教育賽道,比如少兒編程、大語文和數學思維等。

  近期,中小學減負、民營幼兒園不允許上市等一系列政策利空出臺,教育培訓機構的整頓形勢越來越嚴格。規范是必然,“雖短期內不少機構會因此受挫,但那些有真正內容的、高品質的機構會慢慢凸顯出來。”投資人王磊表示。

  總之,一切似乎都還充滿著未知數,就像霧里看花,水中望月,飄來又浮去。這場名為“減負”與“合規”的整頓,能否落下一個圓滿的句號,還得看下回分解。

  (應采訪者要求,高飛、李雙、張越均為化名)

[編輯: 李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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